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希望

有希望 活着才有意义

 

时值昨日鳄鱼感冒（严重感冒），妈妈着急，端茶、伺药、添衣、捂被，照顾的鳄鱼无所不至，看她满脸愁纹，心中感动不已，继而又惭愧起来，觉得自己平时对她并不够好，哪有她这般无私的照顾，遂自责不孝。

适时，央视1套正放一节目，讨论的正是“孝”，举了三、四例证，有孝顺的也有不孝的，孝的瞒着母亲捐肾给母；孝的为照顾半瘫的母亲背母上学，为让母能回家过年，三轮车骑1000多公里，直至手冻伤；不孝的儿女都住洋楼，母却独居陋室，四面串风；不孝的每月50元的赡养费也不肯给母亲，母子对簿公堂。

孝与不孝，真天壤之别，我们在这中间的，又如何自居？

 

也许，因为没做过妈妈，所以从来不知道做妈妈的心情，妈妈无私的给予，对儿女来说，顺理成章的都变成自己应得的了，既然应得，自然不再感激，更不要提什么回报了。于是乎，在妈妈的面前，我们不自觉的成了自私的小孩……

在外面，我们也许都是精英，和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关系，记得每一个人的好，也适时的反馈着每一个人的好。然而在家，我们却是木呐，不断接受着父母的奉献，却从不记得给予。于是，我们变成了两个人，不再真实，也不再可爱……

 

自己是个很懒的动物，竟把这个BLOG荒废了很久，先向大家道个歉吧

 

其实，今天会再来写这个话题，还是因为刚才看的崔永元访谈给我很大的感触。崔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实话实说里的样子，风趣、幽默又不乏尖刻，不动声色就触到了问题的本质。之后，很长段时间，就不再看到他的影子，小道消息很多，反正都是负面的，总之是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和记忆。

然而这次，当我看到他的访谈时，看到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太多洁身自好的文人却鲜有拍案而起的义士，说羡慕那些曾经拍案而起却英年早逝的人时，看到他说自己整天想着太多的关于社会责任感的总总问题而烦恼，白天晚上感觉根本就是2个不同的人有精神分裂，看到他说自己走了一条错道，犹豫着是不是该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良心或是索性随波入流全心赚钱时，我于是也想写点什么。

 

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动物，所以也有幸认识一些奇怪的人。而看崔的访谈就让我想到了其中的2位。

1、牛牛

认识这个动物满久，可熟悉也只是最近的事。之所以会想到他，完全缘于崔说的精神分裂的问题，牛牛也跟我说过，白天晚上，人前人后，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当我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孤独、寂寞和痛苦的感觉，你完全不能想象。如果跟牛牛只是泛泛之交，对他的印象肯定也只是泛泛，普通的音乐人，有着所有音乐人都有的优点和缺点，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然而，如果你对他知道的多了，才会发现音乐人并不是他。在用于工作的音乐之外，他更多关心的却是那些旁人无暇顾及的东西，比如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体系……虽然他在这个现实社会中生活的游刃有余，但并不快乐。他享受着自己自由快乐的单身生活的同时，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自由时光努力挣钱。

虽然我常看到他笑，但更多感受到的却是他的阴郁。

 

他说：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2、我哥

相比较而言，我哥是彻底的选择了一条所谓错误的道路（如果选择逃避真实的丑陋的社会是种错误的话）。当他相信已经看到这个社会和人性的丑陋时，他就选择了放弃。他唾弃了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上的人，躲进他的“世外桃源”过着他的真正的自由生活。然而，那并不是他的世外桃源，只要还活着，就不可能逃出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世外桃源。也许现在他已经知道，于是，他又要重新回归这个曾被他唾弃的社会，再尝试折回那条曾经远离的大道。

其实回归，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选择。因为在我看来，逃避只是弱者的选择。

 

 

 

让这3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本就是件残忍的事：崔拍案而起，最终焦虑不堪，不得不依赖心理医生；牛苦苦挣扎，想要追求自己的兴趣理想却不得不游走在世俗之中；哥无处可避，为争得理想中的自由却不得不依赖于世俗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想我自己，到底我该选择怎样的路。。。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三级片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龊?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别简单，比娱乐节目，其他类型节目的主持人都简单得多，因为谈话节目主持人是真实地表现自己，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以我说，可能谈话节目主持人是最难选的。另一个角度来讲，谈话节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会跟别人说话，你就能当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肯定是个好人，有相对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会有相对完美的谈话。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房地产开盘、晚会、演出我都参加过，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一分钱都没拿。我只参加过一个楼盘的开盘。那个楼盘的开发商很偶然地认识了我，让我给他开盘，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从来不参加商业活动。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的理念，他说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户型，会特别挣钱，但是他做小户型，都做一室一厅，两室一厅，最贵的30万，便宜的10万都不到，是给深圳那些白领准备的房子。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广告，说350万起价，白领阶层轻松入住，简直TM放屁，谁挣那么多钱啊？简直戏弄人。所以这个老板让我挺感动。后来我就去看了他的楼盘，看了看还真是，房子特别小，但他安了好多镜子，你一进去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大，实际上就是一居室，特别便宜，我觉得他真是为深圳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问那你能挣多少钱，他说我建3栋这样的房子，才能挣他们1栋那个大户型的钱，后来我说我来帮你开盘，就去了。我就参加过这一个楼盘，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主持人和演员、歌手有什么区分吗？
　　
　　　　崔永元：公共电视台的主持人，跟娱乐圈一点关系都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主持人就是娱乐圈的。
　　
　　　　人物周刊：国内有你欣赏的主持人吗？
　　
　　　　崔永元：杨澜、张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但是杨澜最近做那个《天下女人》，我没看，只看了宣传片，不喜欢，在宣传片里跳那个摇摆舞，这是杨澜吗？作为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在尊重人这方面，杨澜无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她的适用类型特别强，可以做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做那样的节目，我觉得她特别好。
　　
　　　　张越呢，我喜欢，因为张越的语言风格特别苛刻，但是我觉得她在苛刻的过程中，能让你感觉到善意、友好，这是她的技巧。张越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俩在私底下谈话，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书也没有她多，她是读书狂，看书特别多，甘于寂寞，什么都不争，你见过张越争什么？什么都没争。王雪纯也是，什么都不争，就天天坐家里看书，充实自己，耐得住寂寞，这是我学习的榜样。水均益是另一种类型，我不会英语，我觉得他会英语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我会去问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来讲，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个类型节目时间长了以后，你对这个领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显出你对这个领域的学识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别好，我很喜欢他。
　　
　　　　人物周刊：在中国，优秀电视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种普遍现象吗？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无法逆转。电视节目是内容为王的，当我们的内容受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表现形态上做文章，那个东西寿命就是短，现在一个节目能坚持3年、5年我觉得已经非常奇迹了，应该比这个还要短。在媒介以内容为王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在内容上无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会导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别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饭，成了这么一个行当。在国外到了我这个年龄刚有资格做主持人，在中国都被淘汰了。在国外，你不到40，谁让你做主持人？开玩笑！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我觉得跟我们整个电视生态环境都有关系。比如拉里·金那样的节目，我们让他到中国来做，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但是我告诉你，你爱看不看，公共电视台就是这样，你只要家里有电视，你就必须交钱，不交钱就罚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我把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分成三类：一类叫拍案而起；一类叫洁身自好；第三类叫随波逐流。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个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样的人除了要有血性，还需要有知识。我认为我的血性足够，我的知识不够，我的知识储备不够，我说话不能那么隽永，不能那么深遂，但是起码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抑郁症、良心和金钱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个好玩的人吗？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着呢，只不过得了抑郁症变成现在这个德行了。现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觉得没意思了，因为我特别苛刻，这些小孩经常被我批得掉眼泪。但是以前在广播电台时，大家都盼着我去，只要我一去，办公室就永远是笑声。我们有个女同事，生了个孩子，欢天喜地，然后我去了，他们说小崔脑子灵，给起个名字吧。我就在那儿装模作样地想，她丈夫姓马，我说叫马奋吧，他们就说你太恶俗了，怎么起这样的名字。我说是奋斗的奋，奋斗怎么会恶俗呢。一下午大家都为这事高兴。其实生活中我是特别有趣的人。现在那个状态已经没有了，一点趣味都没有了。身体加责任感这两件事，让这人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

 

我在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工作了四年，之前是做市场的，最近一年被老板调到了人力资源部当经理。一年的人事工作经历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中国人（包括自己在内）的坏毛病有颇多感慨和无奈。之所以放大说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因为我相信我下面说的很多特性在国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发生的几率要高于那些比我们好的国家。我是一个中国人，并不想贬低自己的民族，但我认为我们民族经过这一百年来的动荡，特别是十年文革，教育的确是被歪曲和延误了，国民整体素质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我在下面所发表的言论，既是在揭中国人的伤疤，也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但我相信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才有改进和强大的机会。
　　
　　一、人人相轻
　　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
　　在企业里面，就表现为硕士轻视本科，本科轻视大专，大专轻视中专，名校轻视非名校（靠！中国有什么名校？），干部轻视职员，职员轻视工人。更搞笑的是学理科的轻视学文科的，学文科的轻视学理科的，市场部的轻视技术部的，技术部的轻视市场部的。这不是随口乱掰，我就常听到“他们技术部的水平不行，解决不了什么质量问题”、“他们市场部的人员素质太低了，基本的产品知识都不具备”……这样的废话加屁话。都是一个公司的，别人不行要伸手帮忙，站在那里说风凉话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说句老实话，在一个公司里面，都是出来打工的，谁比谁高多少呢？何况大家捧着的是一个饭碗。都是中国人，美国人把咱大使馆说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还钓鱼岛，连香港人都说咱们是“大圈仔”，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轻视自己的同胞？一个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绝对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见那些吃饱了腆着肚子趾高气昂地骂服务生的人，以及我们公司那些拿着几千块RMB（折合几百美金）的伪白领，以为自己忽然中产了，整个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样，就觉得这个国家没什么希望。
　　我记得以前读书的时候，每次大考，统计总分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然后依分数排名，根据排名自己挑座位，于是坐前面的就轻视坐后面的，老师还要说“你们坐前面的不要到后面去玩啊！” ，估计中国人爱轻视别人的坏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二、缺乏团队精神
　　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视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国人在企业里面非常缺乏团队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绩效考核，有些部门经理不爽了，因为他们一算，自己的奖金要变少，还要被公司考核，于是背后说坏话的也有，开会大吵大闹的也有，不闻不问的也有，种种姿态，不一而足。有同事问我：“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搞绩效考核吗？一个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复杂，但是损害了某些人的个人利益，于是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些经理不会说自己的奖金变少了，而会说本部门的奖金变少了，本部门的风险变大了，或者挑起部门员工对制度的敌意，来对我施加压力。所以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中国人很少会把团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在一个企业，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个人也拿不了几个月薪水。老外很崇尚个人价值，但在企业和组织里面非常遵循个体服从整体的准则，这就是对企业的正确理解。所以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其实很不职业，就是没有团队精神，把个人或者部门凌驾于整个组织之上。开会讲话都是“我们市场部”、“他们技术部”、“他们物流部”、“他们财务部”，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公司的，象有仇。我记得有次一个经理为他部门员工薪酬的事情问我“你们公司……”，我当时反问了一句“我们是谁？公司是谁？”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国人在自家小孩读幼儿园的第一天，回来问的是“你今天为别的小朋友做了什么？”、“你为老师做了什么？”……这就是从小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我估计中国的父母可能问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没有？”（担心自家小孩没喝到），“你今天在幼儿园乖吗？”（担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国人从小被教育的是强调利己，而不是强调合作。NBA那个嘉得乐饮料的广告语“我有，我可以”被国内企业大肆抄袭，于是“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快乐”之类的东西到处泛滥，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一种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爱做些纠枉过正的事情，要么灭绝人性的搞共产主义，要么把西方的个人价值观夸张到极端自私的地步。一个社会也好，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也好，应该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强调自己，漠视别人，这个国家不会进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国奴。
　　缺乏团队精神，企业内耗就多了，在我们公司，有40%的工作时间是去解决内耗的，因为部门间的摩擦太多，个人间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几万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们中国企业百来号人就象一盘散沙，这不是一个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人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老爱自己内部起哄，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会顾全大局，不顾全大局，就学不会妥协，不会妥协，就天天吵架，你争我斗，企业就在这样的内耗中完蛋了。
　　
　　三、疑心大，不诚信
　　做人事经理免不了经常和人沟通，我就发现我们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特别不坦诚，大家总是相互猜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知道他是这样看我的……”、“他肯定在老板面前说了我的坏话……”、“这个事情我不好说，不想惹麻烦……”，人前不说真话，人后乱说坏话。于是，企业的市场问题、生产问题变成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别人，到了读中学的时候就会耍政治手腕了，刚才还在一起踢球，转身就找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轮流安排人写纪律监察报告，中国人活得不阳光，就是这样被教化出来的。
　　不讲诚信也是从小养成的坏毛病。我妈妈从小教育我不准撒谎，但她自己却没有做到，邻居来借油明明有说没有，答应小学毕业跟我买辆自行车结果没买，经常把公家的电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国人说谎跟玩似的，因为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都没上好这一课。进了企业，就是对同事不讲诚信，对老板不讲诚信，对客户不讲诚信。我刚做人事经理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人事经理就是老板的传声筒，做这个职位只有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发现其实老板没什么大问题，而是他们天生的爱猜疑老板，又不当着老板的面说实话。所以自己营造一个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业里面的人际关系矛盾都是这样造成的。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靠。
　　无论在一个社会或是企业里面，诚信度越低，运行成本越高。中国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是我们社会不够文明的一个表现。
　　
　　四、蔑视制度
　　当人事经理的第一天，老板就跟我说：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老板的苦心，公司的各种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没人遵守。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制度设计本身有缺陷，二是员工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对制度的概念。
　　中国人很聪明，但不知怎么把“制度”这个东西（包括制度的设计和遵守）总是搞不好。我是学法律的，我一直认为美国今天之所以这么强大，就是立国时把管理国家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设。西方人的制度设计有时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在我们看来近乎呆板，而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则是在于不管什么制度，都可以把它回避、歪曲、改造，直到这个制度等于没有。
　　我上任后订了一个考勤制度，规定迟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积三次计旷工一天（因为公司的迟到现象很严重）。结果制度出来后，我一看有的员工迟到三次了，想着旷工罚款太重，心一软，就对员工说：“到了第三次迟到就补请一个事假吧，事假总比旷工好，下次不要迟到了”（这是我率先违反制度）。结果有的员工下个月仍然迟到三次，刚开始请迟到后事假，后来请病假（因为病假扣的钱更少），后来每次迟到都请病假，到后来连请假条也没有了，打个电话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滥起因是自己放闸，下了一个通知：“以后迟到一律不准事后补假”。不准事后请假，迟到的员工就把请假条的时间提前一天，反正经理们不管。我那时想到了《鹿鼎记》里面康熙对韦小宝说的一句话：“鳌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啊！”。最后实在没辙，宣布“迟到一律不准请假”。实施的当月有个女职员迟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记旷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来：“我从小就没有旷过课，现在居然被记旷工，你可以问××经理我那天迟到是因为……”，最后一句是“公司讲不讲人性化管理？！”我坚持不为所动，心想自己就是太讲人性，所以酿成如此大错。
　　一个考勤制度执行都如此艰难，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说了。我上任以来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为外人道。很多员工暗地里说我是老板的监工，为了讨好老板不惜牺牲群众利益，真是比杜娥还冤。企业从40人变到200人，管理半径变大，价值观的冲突变多，没有统一的制度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可是我们的经理们凭感觉管理惯了，用制度管理别人不习惯，用制度约束自己不习惯，员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习惯，所以上下一心蔑视制度。
　　我妈妈最小的一个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岁的时候在外面混，经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内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后我妈妈次次都把他成功地营救出来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妈妈就会到处找关系（我认为她在那个城市简直有一个关系宝库），比如哪个的爱人是刑警队的，哪个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备好礼送过去，我那个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来了。所以我很小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办什么事都要找关系，有关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个小舅被判了7年，出来后40岁，这辈子估计基本废掉了。我想就是他因为以前在我妈妈的包屁下，习惯性地蔑视国家法律制度。所以说，制度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员工谈话，结尾通常会说：“今天我跟你谈话的意思只是这个事情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听起来有点绕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你说他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们部门的工作量是否饱和，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问他最近有没有继续进修的打算，他会联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谈话的内容，而是花很长时间来琢磨为什么要炒他。
　　中国企业的内耗多，有个原因是说实话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欢猜来猜去，相互间不信任，本来只是工作上的问题，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说实话。比如我对一个经理说“你处理这件事情有问题”，他可能会联想到我不喜欢他这个人，有意针对他。然后他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是不是上次请客没有叫我？最后一定会找出一个理由来，于是误解就造成了。
　　有个故事说，一个人去找邻居借斧头，可是他觉得邻居与他有些矛盾，不知道会不会借给他，所以边走边想，越想越气，最后跑到邻居的门口说：“你不用借斧头给我了！我才不会求你！”
　　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爱闷在心里不直接说，自以为这是顾及别人情绪，是一种修养，其实很误事。我曾经不喜欢我的一个下属到了极点，有段时间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这个想法象条毒蛇一样越缠越紧。但我强迫自己做了两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我有什么问题；第二是坦诚地跟他交换意见。结果两人一摊开说，就那么点事，大家还有继续合作的机会，结果我们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现在强迫自己说实话，说出来至少还有消除误解的机会，不说连机会都没有了。
　　中国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会遗留下来的，再就是东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说含蓄不好，非要学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过了头，就显得有些小气和阴暗了。其实相互不信任会活得很累，自己累，别人也累。哪里有那么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论事就完了。
　　谈恋爱可以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一点，千转百回都行，办企业也这样，就会影响效率。中国人在企业里面，怕着怕那，提防心太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说穿了，人都很简单，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了，哪有那么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间怕出来的。
　　一个企业里面的政治气味太浓，跟老板也有关系。如果老板的控制欲太强，且以支配比他学历高的职业经理人为乐，那这个企业就极有可能成为清宫戏里的朝廷，明争暗斗，不亦乐乎。中国的民营企业搞着搞着就这样了，所以搞不长。
　　没有一个环境是完全纯净的，发生政治行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政治行为太泛滥了，就会损害诚信。
　　
　　六、犯“君子”错误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坏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样。但中国人很喜欢把“好人”与“坏人”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一个人的企业行为。公司要炒人，就会有员工说：“他人很好，公司为什么要炒掉他？”
　　拜托，如果只有“坏人”才能被炒，请告诉我“坏人”在哪里？
　　我从不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中有坏人，我只评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业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恋，那是他的价值观和性取向的问题，并不能以此判断他对公司的价值。如果对公司没有价值，雷锋我也不会要。
　　我在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中规定，每个部门每年必须有5%的员工被评为不合格，实际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后来所有的经理都反对，只好降低标准。即使是5%，经理们也不愿执行，他们对我说：“如果我的部门员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个5%，怎么办？我只好安排员工轮流做庄了”。他们说得理直气壮，因为觉得自己是君子，对得起身边的兄弟们。
　　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认为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比GE的员工优秀？”
　　真正的错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泽东与文革，斯大林与大萧反，小人并没有多少犯错的机会。中国人往往给“君子”一个错误的定义，然后用它来掩盖事实真相。如果一个经理在符合组织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与员工讲情义，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违背组织利益去对员工做人情，那么这个“君子”不仅毫无价值，简直形同犯罪。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但它是一条明确的线，你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线下。所以老外讲“法理情”，把法律摆在第一位，但并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学到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没有温情……”，他们只是先把人性定为“恶”，再用法律和制度来预防；中国人讲“情理法”，先把人性定为“善”，出了事再事后惩罚，结果法律没有遵守，人情味也越来越淡薄，医院可以看着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着歹徒杀人，
　　老外可以实行弹性的工作时间制，因为他们的员工主动性和自律性比咱们强，“领老板的薪水对老板负责”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就象在国外有的街道，红绿灯由司机自己按，因为遵守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每个人的血脉中；要是在国内企业搞弹性工作时间，我相信90%的企业会死得很惨。中国的司机连红灯都敢闯，你叫他自己按红绿灯，他会一直按绿灯到自己不开车的那一天。
　　国内企业为什么很难做好绩效考核，因为中国人喜欢做烂好人，不愿对别人作负面评价，所以绩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实在当“君子”的背后，掩藏的本质是我们的经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对下属作负面评价会引起下属反击而已。
　　
　　七、推卸责任
　　我们公司的经理总抱怨老板不授权，权力太小，无法管理员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烦的时候，他们会把问题往老板那一交：“你看怎么办？”
　　这些经理不会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员工多，权力比员工大，那么问题就应该到他为止，不然老板要你做经理干什么？可是他们总是把权力与责任分开，权力就是拿的钱多，管的人多，没想过其实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你有多少权力，就要负起多少责任。
　　在我们公司，人事和财务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两个部门代表公司行使职权，最容易被经理们“转手”责任。当你正常过问他们事务的时候，经理们会很反感，认为你触犯了他的一亩三分地，挑战了他的权力；可是一碰到员工要加薪、预算被削减这样的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这个钱我是同意的，可是财务部不同意！”。其实决定是我们跟他们一起下的，但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去与员工沟通，把责任和矛盾推卸到我们头上。
　　推卸责任的一个潜在心理意识是，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中国有句古训：“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难”，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说得真好。所以我们公司搞培训的时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顶，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该犯的错继续犯。因为培训那会老师讲的问题他全分析到别人头上去了，所以出了问题自然是别人的责任。
　　破坏环境是中国企业最推卸责任的做法。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得到1块钱的利润，也许我们后代用100块钱的代价也不能弥补。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表面上是一种标准，其实就是企业对保护环境的一种承诺，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企业自己对社会推卸责任，怎么去要求员工对企业负起责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话说一个人的成就有多大，取决于他的胸怀有多大。做了人事经理后，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尤为深切。
　　我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在公司创立初期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养他。但他的心眼特别小，私心特别重，毫无包容精神，这是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他几乎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认定他的上级（总监）不如他，但年终奖比他高，令他无法容忍，所以他经常跑到老板那去说上级的坏话。我跟他说，别人能做你的上级，肯定有他的长处，即使别人有问题，你也应该与他达成谅解和共识，原因很简单：你们是为一个目标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级。可是一直到今天，他还在固执地寻找一切机会攻击他的上级。组织行为学里面有句话说“屁股决定大脑”，就是本位主义，他的大脑就完全被他的屁股（个人立场）控制了。
　　我曾经跟老板开玩笑，评价他为“武功尽失，经脉全废”，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义，无可救药。无论他的工作热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强，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岗位，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我甚至断定他在生活中也不会取得成功，至少有一个论据可以证明：他33岁了，至今还没有女朋友。
　　与自己不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人相处，是对胸怀的一个极大的考验。做大事的人的胸怀都是被反对者撑大的，就象李敖所说“男人的胸怀是被女人撑大的”一样。摩托罗拉的总裁高尔文喜欢驾船航海，万科的总裁王石喜欢登山，那都是练胸怀去了，人面对大海和高山的时候，心胸自然开阔，连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总劝员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见见世面，多长长见识。老窝在办公室那点地方，做手头那点事情，怎么大气得起来？有点事就急了。
　　我们搞计划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独生子会从小失去考验自己包容性的机会。人要在一个环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断地碰到矛盾，没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么跟别人合作？怎么解决矛盾？所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也和包容性有关。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开来说，就是文化性。人类创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们分别发展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这里说的是后一种。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国人在一家国内的跨国公司工作，有一个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机会，结果公司把机会给了一个他认为专业技能、学历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问老板，老板说：因为公司觉得那个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更开放的心态，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他把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糅合在一起，去实现公司的目标，这远比技能重要。
　　这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启示。
　　我始终认为，中国过了“五四”运动以后就基本没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丢了。其实中国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结果我们没有发扬，却被新加坡发扬了，被韩国发扬了，最坏的是被小日本发扬了。
　　也许中国人穷怕了，好不容易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功利得有点过了头。我周围的很多职业经理人用各种证书、MBA学历把自己武装到牙齿，恨不得一个个都变成经济动物，谈起工作都是专家，就是不会与人相处。前几天我跟一个公司的同事聊天，他说大学毕业后6年时间里，他没有读过一本小说。
　　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其实文化不是这些物化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以人为载体的。穷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为没有文化会更穷。中国的企业做不长，做不强，技术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别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和企业，那种文化传统和底蕴是一种气质，不是画个浓妆就学得会的。现在国内有些企业一进去要军训，要把企业编的文化手册倒背如流，那不是企业文化，是受迫性洗脑。
　　跟中国的员工谈文化素养，谈人性关爱，他们多半以为你有病。他们会说，公司的氛围不好，沟通不通畅，执行力不强，但不会去想这是文化的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一有钱就忘本，就嚣张，要写书，要设论坛，要开名车，住豪宅，包二奶，骂警察，就是没想过回馈社会，也是缺乏文化性。
　　学历和技能是衡量一个人的硬件标准，但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的软件，是一种性格和态度，是文化。所以老外招聘员工的时候，强调“沟通能力”、“团队精神”、“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更注重一个人内在的素质，这才是决定个人价值的关键。
　　
　　结束语：本人今年28岁，自己还把自己归于愤青行列，所以行文有偏颇之处，亦可见谅。文章既来自生活，又超越生活，大家不必以此文来质疑我作为一名人事经理的心态。既是网络，大家各取所需，不必望文生义。说到对本文所列问题的解决方案，我想，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许答案就隐藏在问题之中。最后，我以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结尾，与大家共勉：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人生就是一部没有彩排的舞台剧

我们每一分钟都站在舞台上

这是每个人唯一的一次演出

不论是好还是坏

谁都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인생이 못 훈련의 단게성과예요.

우리가 매 일분에 단게 위에 있어요.

이게 매인 단 한게 성과예요.

잘 or 안 잘 해요

누가 못 다음 기희 있어요.

 

 

 

 

寻找游戏规则

生活原如此，选择了，就不能放弃

刹那的烟火转瞬即逝，也许还会有淡淡的划痕隐现，证明那曾经灿烂的一瞬

然而，那只是个划痕，除却那曾经绚烂的美丽，只留下隐隐的灼痛……

生活原如此，只能向前，不能回头